言传国玺者多矣，讫无定说。原其所由，则人主身自服之，非臣下之所常见，道听涂说，未免差误，传记杂录，易以湮没（原注：《旧唐·经籍志》有纪僧真《玉玺谱》一卷，姚察《传国玺》十卷，徐令言《玉玺正录》一卷，而僧真、姚察之书久不传矣，《馆阁书目》中亦无徐令言《正录》，而其说或亦谓之《玉玺谱》，间见诸书。唐章怀太子注《后汉·光武纪》，已用其说。今仅有蜀本《朝士谈》一书，乃前都官员外郎李石所撰，其叙玉玺事颇详，最无依据。）。士大夫所传已无依据，又以徐令言、李石之说参于其间，尤更牴牾（原注：令言信《北齐书》之说，谓永和所得之玺，即秦玺也，与《晋纪》不同。又谓侯景既败，侯子鉴盗其玺，走江东，惧追兵至，投诸佛寺，为栖霞寺僧永所得。陈永定三年，僧永死，弟子普智奉献。陈亡，玺传于隋。不独晋非此玺，而陈隋亦无此玺矣。李石信《晋阳秋》之说，谓晋孝武太元十九年，雍州刺史郤恢得玺于慕容永，乃送建业。不独晋不得此玺，而永之崛起，亦无得玺之理。语在《永和玺》注。）。正史所载亦多不同，若不因本朝绍圣间此玺再出，士大夫以纸出之，当职官手自摹之，则其著见于天下者寡矣（原注：郑望之《秦玺跋》云：绍圣四年初献秦玺，诏百官杂识视。时先君为尚书郎，乃请以纸出之，遂得其真。《金石录》云，咸阳所获传国玺，初至京师，执政以示将作监李诫，诫手自摹印之，遂传于世。）。然其玺尚有玉色未辨，不得而尽考也（原注：汉宣帝立玉宝璧祠于未央宫中，刘原父以为受命宝和氏璧，当是据崔浩而言。崔浩《汉书音义》曰：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。舒元舆云：秦丞相八字刻在荆玉，而飞上天矣，则其玺当为白玉。徐令言云：其玉出蓝田山。蔡京等云：其色绿如蓝，则其玺当为绿玉。《石虎别传》曰：武乡长城县韩强，在长城西山岩石间得玄玉一方四寸，与玺同文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虎以为瑞。则又有玄玉者矣。）。今且序秦汉魏晋所得之宝，与白色、绿色、玄色并出之异，然后辨史氏之差误，众说之不根，使后之君子有考焉。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，各服所好。秦独天子称玺（原注：出《汉旧仪》），始皇作传国玺，使丞相李斯书之，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（原注：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旧《吴书》之文如此。应劭《汉官仪》曰：天子有传国玺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且康。」《吴志》注云：「且康」、「永昌」二字，未知何者为得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秦玺面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玺上隐起为盘龙文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是皆未见真玺者也。考正史及众说，未尝有「且康」二字，其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已两至本朝。其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自晋传隋，亦不闻有背文、面文之说也。且既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则其背文不应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意同而词不律，非古人之意也。）」。汉高帝入关至灞上，秦王子婴系颈以组，降轵道旁，封上始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高帝纪》。）。后诛项籍，即天子位，服御其玺，世世传授，号曰汉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汉官仪》以为子婴上始皇玺，高帝因服御之，恐未必如是之遽也。）。周勃诛诸吕，废少帝，尝手贯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史记·世家》应劭注。）。后文帝时有言勃欲反，下廷尉，薄太后谓文帝曰：「绛侯绾皇帝玺，将兵于北军，不以此时反，今居一小县，顾欲反耶」？文帝乃出之（原注：出勃本传。）。昭帝时，殿中有怪，一夜群臣皆惊。霍光召尚符玺郎，郎不肯授光，光欲夺之，郎按剑曰：「臣头可断，玺不可得也」。光甚谊之。明日，诏增此郎秩二等。后光废昌邑王，即持其手，解脱其玺组，奉上太后，乃立皇帝（原注：并光本传。）。哀帝崩，无子，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，收取玺绶（原注：出《王莽传》。《太平御览》载，哀帝将崩，以玺绶付董贤，曰：「无妄以与人。」中常侍王闳者，莽叔父也，白元后，请夺之。即带剑至宣德闼，谓贤曰：「宫车晏驾，国嗣不立。君受恩深重，当俯伏号泣，何事久持玺绶，以待祸至耶？」贤不敢拒，跪授玺绶。按《汉书·董贤》、《王莽传》，哀帝置酒麒麟殿，上在酒所，从容谓贤，笑曰：「吾欲法尧禅舜，何如？」闳进曰；「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，非陛下之有也。天子无戏言。」上默然不悦。哀帝既崩，莽白：「董贤年少，不合众心。」收贤印绶。则知元后之未央者，收皇帝玺绶；而王莽所白者，董贤印绶也。《御览》本援引《汉书》，而班固、荀悦之书皆不载，不知何书耶？）。平帝既崩，孺子婴未即尊位，玺藏长乐宫。王莽篡汉，使安阳侯王舜请玺于元后，后怒曰：「而属父子宗族，蒙汉家力，富贵累世。既无以报，受人孤寄，乘便利时夺取其国，不复顾名思义。人如此者，狗猪不食其馀。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，亦当自更作玺，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」！太后涕泣而言，舜亦悲不能自止，良久乃仰谓太后：「臣等已无可言者，莽必欲得传国玺，太后宁能终不与耶」？太后闻舜语切，恐莽欲胁之，乃出汉传国玺，投之于地，以授舜曰：「我老已死，知而兄弟今族灭也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玉玺谱》曰，元后投之于地，玺上螭一角缺。而正史不载，至《吴书》乃始见之也。）」。及汉兵诛莽，莽带玺绶避火渐台，商人杜吴杀莽取绶，不知取玺及莽头。公宾就见绶，问绶主所在，乃斩莽首并玺与王宪。宪得玺，无所送。妻莽后宫，乘其车服。越四日，而李松、邓晔入长安，斩宪，送更始大司马谢禄，而玺归更始矣。赤眉杀更始于高陵，立刘盆子为帝。建武三年，光武征赤眉于宜阳，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，乃诏先帝玺绶，归之王府，斯乃祖宗之灵，士人之力。其择吉日，祠高庙，赐天下长子为父后者爵，乃受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光武纪》。）。灵帝既葬，少帝在位，献帝未立，宦者张让、段圭作乱，劫二帝幸北宫，又走小平津。掌玺者奔散，并失其玺。让、圭等既诛，二帝既还，得六玺于阁上，而传国玺独未得也。董卓废少帝，献帝自陈留王即尊位。初平改元，山东州郡起兵讨卓，卓迫帝都长安。二年遂发掘洛阳诸陵，破虏将军孙坚，以袁术之命入洛阳，扫除汉宗庙，平塞诸陵。坚军城南，甄官井上，旦有五色气，举军惊怪。坚令人入井，探得传国玺，方圆四寸，纽盘五龙，上一角缺（原注：此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《吴书》之言也。此玺元后投之于地，旧不言一角缺，而言一角缺者昉乎此。）。明年，坚死，袁术将僭号，拘坚夫人而夺之（原注：出《山阳公载记》。）。术僭号二年而死，荆州刺史徐璆得玺，还许上之汉（原注：出《朝士谈》，与《山阳公载记》相表里。但《载记》节文见于《吴志》注与杂书，未见全文，恐亦出《载记》也。而《玉玺谱》乃云，袁绍有僭盗意，拘坚妻，逼求之。绍得玺，举兵以向魏武，魏武恶之。绍败，得玺还汉。恐不然也。按坚为破虏将军，乃袁术之意。坚死后，术复表其兄子贲为豫州刺史，策载母徙曲阿，继从袁术，其不为袁绍所拘，事理明甚。）。魏文帝将受汉禅，遣使求玺绶于献穆曹后（原注：后，魏武女也。）。后怒，以玺绶抵轩下，因涕泣横流曰：「天不祚玺（原注：出《穆后传》。《续汉书》云：「天不祚此玺。」其义亦通。按《魏志·贾逵传》；魏太祖崩，隐陵侯彰行越骑将军，从军从长安来，问逵先王玺绶所在。逵正色曰：「太子在邺，国有储副，先王玺绶，非君所宜问也。」是时魏未受禅，所问者魏王玺绶耳，非传国玺绶也。）」。司马师将废齐王芳，使郭芝入白太后，取玺绶置坐侧。及迎高贵乡公，又请玺绶，后曰：「我见高贵乡公，小时识之，我欲自以玺绶手付之（原注：出《魏略》。）」。自魏传晋，使太保郑冲奉玺禅位。其后平吴，不过得金玺而已（原注：出《晋书》。《御览》引《拾遗录》曰：晋太康平吴，孙皓送六金玺，云无玉工，故以金为印玺。）。惠帝时，赵王伦篡位，使义阳王威与黄门郎骆休逼惠帝，夺玺绶。伦败，帝反正，曰：「阿皮捩吾指，夺吾玺绶，不可不杀」。阿皮，威小字也，于是诛威（原注：出威本传。）。怀帝永嘉五年，岁在辛未，王弥入洛阳，执帝诣刘曜，而传国玺不可考矣（原注：《晋书》载永嘉末，洛京不守，玺为刘聪所得。及石勒灭刘氏，玺入伪赵。冉闵诛石氏，玺又入闵。及是四十二年，而玺复归于晋。然其文乃曰：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。」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不同。《北齐·辛术传》云：辛术镇广陵，获传国玺，送邺，文宣以玺告于太庙。此玺即秦所制，方四寸，上纽交盘龙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且言二汉相传，至魏晋没于刘聪，至穆帝永和中得之，历宋齐梁而没于侯景。景败，得于郭元建，而术以进焉。按永和所得玺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至隋犹在，载于《礼仪志》者甚详。而所谓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寂无闻见，则知《晋史》所载者为是，而《北史》所载者为非也。唐贞观撰《晋史》，其志书最为详备，不应有此玺而不录。《玉玺谱》云：玺属石勒，勒刻一边云：「天命石氏」。此题今不复存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石季龙磨其隐起之文，刻其旁为文曰「天命石氏。」其说既不相同，又云此题今不复存，不知所见者为何玺，不敢以为秦玺也。惟永和所得，乃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八字，粗有传授，亦谓之传国玺，今别条以永和玺名之。马端临《通考》：梁末侯景之败也，以传国玺自随，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佩之，曰：「若我死，宜沈于江。勿令吴儿复得之。」思贤自京口济江遇盗，从者弃之草间，至广陵以告郭元建，元建取之以与辛术，术送之至邺。按郭元建，侯景之党，景败，以广陵降王僧辩，既而复降于北齐，齐遣行台辛术据广陵。传国玺自五胡之乱没于刘石。石氏败，玺复南归于晋。历宋齐梁，至侯景之败，而玺遂北归于高齐云。）。后赵石虎得玄玉玺于武乡之长城，方四寸，厚二寸，文同秦玺，然其色玄也，不知为何代之玺（原注：出《石虎别传》。按石虎即伪位，在晋文咸康乙未，距永嘉辛未凡二十五年。而得玺之年，不可考也。武乡乃上党属邑，本朝初属潞州，后析为威胜军。）。秦苻坚为姚苌所执，当晋孝武太元十年，岁在乙酉，距洛阳之陷七十有四年矣。苌求传国玺于坚，坚曰：「小羌乃敢干逼天子，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？玺已送晋，不可得矣」。史不书其玺文，又无送晋之事，不知此为何玺（原注：出《载记》坚传。）。又六十一年，岁在丙戌。当后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，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也，魏毁邺城五层佛图，于泥像中得玉玺二，其文皆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一刻其旁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。史不言其玉色、工制与其方广、厚薄，既曰魏受汉玺，或者真传国玺也。不知魏晋之间，未有言其旁刻字本末者，何耶？既有二玺，则传国玺已有其副。自太平真君以后，历东西魏周齐隋唐，而此玺未尝见于史。后魏承平甚久，不知何从失之。本朝绍圣四年，岁在丁丑，距太平真君七年又六百五十一年矣，咸阳县民段义斸地得古玉二，五年正月永兴军以闻，诏尚书礼部、御史台、学士院、秘书省、太常寺官讲求定验以闻。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：按所献玉玺，其色绿如蓝，温润而泽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其背螭纽五盘，纽间有小窍，用以贯组。又得玉螭首，其玉白如膏，亦温润。其背亦螭纽五盘，纽间亦有贯组小窍。其面无文，与玺相合。大小方圆无毫发差殊。今考玺文，为秦玺可知。其玉乃蓝田之色，其篆乃李斯小篆，其文则刻而非隐起，其字则饰以龙凤鸟鱼，乃虫鱼鸟迹之法，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，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，而工作篆书之文巧者亦莫能仿佛，非以后所能作明矣。臣等被奉诏旨，得与讨论，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所有玉玺，委是汉以前传国之宝（原注：蔡京等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其说是矣。但其奏有云，曰「皇帝寿昌」者，晋玺也。曰「受命于天」者，后魏玺也。则「既寿永昌」者，秦玺可知。迁就欺罔，无所不至。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晋得此玺，如今得秦玺也，岂可谓之晋玺？至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斯乃秦玺而后魏得之耳。今乃析而二之，以「受命于天」为后魏之玺，以「既寿永昌」为秦玺，其为面谩也甚矣。邵武《后录》：绍圣元年，咸阳县民段吉夏日雨后村中立门足陷，得玉玺一，方四寸，篆文如凤鸟之状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按《玺记》云：秦始得卞氏玉，刻以为玺，元后取玺投之地，故一角缺。验之皆合，唯记云色黄，此青苍色耳。又云背亦刻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则无之。有司奏上，廷议以为瑞，改元元符，命段吉以官。至靖康，金人取去。）。诏令礼部太常寺考案故事以闻。四月丙戌礼部太常寺言：按《国朝会要》，元日、五月朔、冬至，并行大朝会仪，乞以礼祇受，群臣称贺。从之。命宰臣章惇书写玉检，诏词臣撰乐章，付太常寺，应奉朝会之用。丁酉，诏传国宝检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。五月戊申朔，行朝会礼。己酉，大赦天下。癸丑甲寅，恭谢景灵宫。戊午，宴于紫宸殿。丙寅，诏以绍圣五年六月朔为元符元年（原注：出《泰陵宝录》。）。徽宗即位，以白玉作受命宝，为八宝之一，其方四寸有奇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。大观元年十一月，诏八宝初成，可于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。尚书省言：受命宝非常用之器，唯封禅则用之。则大观以后，本朝有绿白二玺矣（原注：出《会要》。谨按《御制八宝记》云：受命宝，其玉蓝田，其制秦也。不可以传示将来，贻训后世。方参稽宪度，自我作古，有以宝玉献者，色如截肪，气如吐虹，温润而泽，其声清越。有以古篆进者，龙蟠凤翥，鱼跃鸟飞，奇耦相生，纵横得所。有以善工进者，雕琢众形，如切如磋。分毫析缕，不见其迹。四者毕备，于是揭而玺之，乃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作受命宝，其方四寸有奇。蔡绦云：得秦玺而无检，螭又不缺，疑其一角缺者乃检也。自有玺后，考验甚详，上犹独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。旧说螭一角缺，未有言其检者，此又绦之凿也。但古今所见少有同者，不得不致疑耳。）。自元符戊寅至靖康丁未，盖三十年。自建炎戊申至嘉定辛巳，又九十四年矣。永和玺者，不知其何时作也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与秦玺不同（原注：《北齐·辛术传》以其文为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误也，已于秦玺辨之。）。后世以为传国玺易与秦玺相乱，今故以永和名之，谓其以永和至晋，而名始着也。其制度精密，非当时僭伪所能办（原注：《晋阳秋》云：鸟篆隐起，巧丽惊绝，与传国玺不同。《隋志》云：螭兽纽上交五盘螭，鸟篆隐起。）。自洛京失守，南北纷争，假托天命者，皆欲得此玺。变诈百出，无所不至（原注：《晋·载记》，冉闵弑石祗，僭大号，遣其使人常祎聘慕容隽，隽使记室封裕告之曰：「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援，云玺在襄国，其言信否？」祎曰：「平寇之日，在邺者略无所遗，玺何从而向襄国？」《载记》又曰：冉闵既败，慕容隽欲神其事，诈言历运在己，闵妻得玺以献，号曰奉玺君。以永和八年即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元曰元玺。又《玉玺谱》云：元帝渡江后，数世无玉玺。北人皆曰司马家儿是白版天子。或谓元帝大兴三年，慕容廆尝送玉玺三纽，不知彼乃宇文氏所得之玺，非中国之玺也。）。晋永和虽得之，而所以得之者非正道也（原注：《载记》又言：冉闵被执，其子智尚幼，蒋干遣詹事刘猗奉表归顺。濮阳太守戴施应之，次于棘津，猗至施止，不听进，责其传国玺。猗归以告干，犹豫不决。施因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，登三台助戍，谲之曰：「今且出玺付我，凶寇在外，道路梗涩，亦未敢送。当遣单使驰告天子。天子闻玺已在吾道，当遣重兵相援。」干信之，乃出玺付融，融使赍玺驰还。或谓何融以赏得之，或谓戴施取之以计，乃使何融驰还。或谓冉智以玺付之，非蒋干也。大要是何融、戴施共谋取之，冉智年幼，听命于蒋干，不足深辨。《晋阳秋》云：雍州玺者，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表慕容永称藩奉玺，方六寸，厚一寸七分，蟠螭为鼻，合高四寸六分，四面龟文，下有八字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云是慕容所制，未详厥始，此则误也。八字载于永和八年《晋纪》，不可泯没。慕容永崛起小丑，草创简陋，寻为慕容垂所杀，安得更自制玺？先是慕容隽乃慕容廆之子，父子雄据一方，犹以不得玺为耻，诈封奉玺君，而况于永乎？其言未详厥始，则不根甚矣。）。姑因史氏诸家之说，推本而铺叙之。永嘉五年，王弥陷洛阳，得六玺送刘曜，曜送刘聪，而此玺在其中（原注：洛阳陷时，与秦玺当皆送刘聪，而秦玺不复传授，疑乱兵失之。）。聪死，子粲嗣位，其大司空靳准作乱，自称大将军，执粲杀之。及准为乔泰等所杀，推靳明为盟主，遣卜泰奉玺于曜。曜大悦，谓泰曰：「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」。石勒闻之怒，增兵攻明。及曜败于石勒，其子熙奔上邽。石虎克上邽，遣主簿赵封送玺于勒。向所谓六玺者，止有其一，此外特太子金玺耳（原注：已上并杂出《晋书·载记》。按天子有六玺，曰天子之玺、天子行玺、天子信玺、皇帝之玺、皇帝行玺、皇帝信玺，所用不同。应劭《汉官仪》及诸史皆详言之，与传国玺并行于世。自永嘉以后，每言传国六玺，则是六玺不皆在，与传国玺合为六耳。《前凉录》载，张寔元年兰池赵婴上言，于青涧中得一玉玺，钳纽，光照水外，文曰「皇帝玺」。《后周书》曰：宇文氏因狩得玉玺三，纽有文曰「皇帝玺」，必永嘉以后之所失者也。至唐贞元二年，神策将温嘉顺犹得白玉印文曰「天子之宝」，亦可见矣。赵封送玺于勒，止有一玺，于此可见。）。石勒既死，石虎篡立。虎死，其子世嗣位。石遵、石监、冉闵相继篡立，闵为慕容恪所执，其子智守邺尚幼，因其臣蒋干以玺献于晋（原注：《燕书》曰：元玺六年，蒋干遣太子詹事刘猗赍传国玺诣晋求救，猗负玺行数里，天黄雾四塞，不得进，易取行玺始得去。此事虚诞，全不可信。），永和八年，玺至建业，百寮毕贺（原注：出晋《穆帝纪》。）。自晋传宋，宋元凶劭作乱而败，不见传国玺。问劭，乃云：「在严道育处」。就取得之。孝武即位，拜蔡兴宗为侍中，每言得失，无所顾惮。帝新拜陵，尝使负玺陪乘。宋末，谢朏为侍中，领秘书监。齐高帝将受禅，朏当日在直，百寮陪位，侍中当解玺。朏佯不知曰：「何公事」？传诏云：「解玺授齐王」。朏曰：「齐自应有侍中」。乃引枕卧，传诏惧，乃使称疾，朏曰：「我无疾，何所道」？遂朝服步出东掖门，乃登车，仍还宅。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，既而武帝请诛朏。高帝曰：「杀之则成其名，正应容之度外（原注：并出《宋书》。）」。自齐传梁，至简文帝，为侯景所篡。景败，其玺不知所向。北齐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得其八玺，献于文宣，文宣以告太庙，而此玺居其一也（原注：《辛术传》云：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推原所自，以为永和中载僧施所得者，使督护何融送建业，历宋、齐、梁至侯景败，侍中赵思齐以玺授景，南兖州刺史郭元建以送于术，而术以进焉。其玺文与《晋纪》不同，疑术传误也。若以为晋永和自是一玺，而辛术自是一玺，特术传引用之误，亦是一说。但永和玺后来却有传授，而辛术玺所谓「受命于天，即寿永昌」者，齐陈之际，略无所传，知其误也。又文宣纪载所献八玺，而术传只载传国玺，又不知其七者果何玺也。先是齐受东魏禅，固尝遣太尉彭城王元韶等奉皇帝玺绶，而魏宗室元晖业骂之，曰：「尔不及一老妪，背负玺与人，何不打碎之？」事见《魏景穆十二王传》。则知当时之玺不一而足，八玺之中，亦必有所谓六玺者，特宋齐所传，非西晋之旧也。）。北齐河清中着令定制，自六玺之外，止有传国一玺，白玉为之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是物也（原注：《隋志》载北齐玺，自传国玺、六玺之外，止有木印，则辛术、元韶所进之玺，已不能全矣。）。北齐、西魏皆并于后周，始与神玺并行于世（原注：西魏大统三年，槐里获神玺，大赦，不言其文也。独《隋志》言，神玺、传国玺皆宝而不用，神玺明受之天，传国玺明受之运，则神玺之文，亦有关乎天命者矣。）。开皇三年，诏以传国玺为受命玺（原注：出《隋文帝纪》。《朝士谈》云：开皇九年平江南，得真传国玺，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玺。此又不考本末者也。秦玺失于晋永嘉，而稍见于后魏太平真君之时，永和玺复归于晋，而隋已得之于后周矣，陈安得有真传国玺哉？谓陈有梁敬帝近代受禅之玺，犹之可也。况西魏、北齐已先有神玺之名，非开皇所改明矣。）。隋之亡也，玺没于宇文化及。化及败，为窦建德所得。唐武德四年，克平东夏，建德右仆射裴矩奉八玺以献，而受命玺实在其中（原注：化及之事，虽出于《朝士谈》，而正史不全载，然新旧史于《建德传》皆云裴矩奉传国八玺来降，则炀帝失之于化及，化及失之于建德，其事明矣。）。唐有受命玺，以封禅礼神，即其旧也（原注：《新唐志》载，神玺、受命玺之外，止有天子、皇帝六玺而已，是谓八玺。乃言有传国玺及八玺，岂通传国而为九耶？志言八玺甚备，而传国玺独无所言，是误以受命、传国为二玺矣。当云合传国为八可也。）。太宗贞观十六年，复刻受命玺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而受命之名，复自别于传国玺矣。武后长寿二年，尝改玺为宝。中宗神龙元年，又改宝为玺（原注：此三事，皆出《通典》，而本纪不载。特于长寿二年九月乙未，书作七宝而已。）。玄宗天宝十载，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，而传国之名犹不废也（原注：肃宗乾元元年，上皇天帝御宣正殿，授皇帝传国、受命宝，则知虽改为承天大宝，而旧名不废也。）。五代乱离后，其玺不复存矣（原注：蔡绦《国史后补》云：国初创业艰难，诸宝多阶石为之。元丰中，始诏依古作六玺，有玉而未成也。《会要》云：唐末六玺亡失，国朝铸以金鍮。太宗雍熙三年，诏以天下合同之印为天下合同之宝，御前之印为御前之宝，书诏之印为书诏之宝，铸以金，是玉玺不传于本朝也。）。受命宝者，其初当出于传国二玺，其一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二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皆有受命之文，而未以受命名之也。隋文帝受周禅，遂有东、西二魏之宝，其名不一，而所谓传国玺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永和玺也，其传最远。开皇三年，始表异而出之，名曰受命玺，而受命之名立矣。隋传之唐，而太宗不以为受命玺也。贞观十六年，乃自作受命玺，以白玉为螭首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是隋、唐之际，各有是玺，而其文则异。本朝继五代之后，二玺皆不复存。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，真宗即位之初，中书门下言：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，诏可，而不言其制度也（原注：《会要》误以膺字为应字，而《长编》不载，旁见于《宏词类编》者，乃作膺字。虽不足据，然累圣皆作「恭膺天命之宝」矣。）。大中祥符元年五月，有司详定封禅仪，请以玉牒、玉册并刻字填金，联以金涂银绳，缄以玉匮，置石䃭中。封匮以金泥和粉乳香为之，印以受命宝，宝方一寸二分，文曰「恭膺天命之宝」，则是真宗朝尝两作之矣（原注：《会要》云：请依旧制，别造玉宝，文同受命宝，则是八字皆同，而《长编》止载「恭膺天命之宝」六字，盖节文也。是时又作「天下同文之宝」，铸以金，以封石䃭。《会要》虽云封匮封䃭之宝，而不言别作，则又略也。）。乾兴元年，仁宗即位，三月十六日礼仪院言：皇帝登位，所有受命之宝，并缘宝法物，请下文思院少府监。从之。天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，诏以宫城火，重制皇帝受命宝，则是仁宗初年亦两作之也。嘉祐八年，英宗即位，六月十三日，翰林学士范镇言：「伏闻大行皇帝受命宝，欲举而葬之，恐非所以称先帝恭俭之意。其受命宝，乞陛下自宝用之，且示有所传付」。诏检讨检寻典故，及命两制礼官详议。翰林学士王圭等奏议曰：「受命宝者，犹昔传国玺也。宜为天子传器，不当改作。谓今宜从省约，以称先帝恭俭之实」。其后别造受命宝，而所议弗用。元丰八年，哲宗即位，门下侍郎章惇言：「奉诏篆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『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』为文」。从之（原注：以上并出《会要》。）。即是以观，本朝皇帝即位，皆作受命宝，而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矣。但前乎真宗，则有太祖、太宗之世，后乎真宗，则神宗居英、哲之间，而受命宝亦不作，岂作辍亦随时耶？将史失之耶？哲宗得秦玺，绍圣五年四月诏作传国玺检，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，是哲宗有两受命宝，而秦玺其一也。徽宗初年，亦作受命宝，因秦玺之旧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，则徽宗之受命宝，不复用「恭膺天命」之旧矣。既作受命宝，又作镇国宝，及天子、皇帝行信六宝。大观元年，八宝皆成，十一月十一日，诏以来年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（原注：镇国、受命本是二宝，而《会要》乃载大观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诏受命宝字之上添镇国二字，则当与镇国宝相乱矣。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，又诏八宝之名，一曰镇国神宝，二曰受命之宝，则是受命之宝未尝加镇国字也。《会要》何为并载耶？）。今皆不存矣（原注：朱丞相《秀水閒居录》云：靖康京城失守，八宝悉为金人劫取矣。但八宝既失，而镇国宝独存，其文所谓「范围天地，幽赞神明，保合太和，万寿无疆」者，则又朱丞相误也。镇国宝文九字，曰「承天福，延万亿，永无极」，而「范围天地」以下十六字者，谓之定命宝，乃朱丞相维扬所见者也。合定命宝言之，谓之九宝。靖康八宝皆失，而定命宝独在。蔡绦《国史后补》载九宝甚详，与《御制八宝记》及《会要》诸书皆相表里，当以绦说为正。）。予讨论玉玺本末，有所谓《云麓漫抄》者，乃赵（原注：彦卫。）景安之所作，予未之见，疑犹有遗论也。讨论粗定，乃于亲戚间见之，顾其说微有差误，不足取信。且如秦玺之为玉，或云和氏，或云蓝田，要当指一物为证。今云秦得和氏所献玉，命李斯篆书，诏工人孙寿用蓝田玉作，何也？献帝初虽失玺，后复孙坚得之，再入袁术，而徐璆以上于许。今云献帝出奔则失之，何也？曹操虽不受汉禅，而子丕实受之，刻玉玺之侧，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，虽真伪未可知，未尝指言操所刻也。今云不应操为丞相时，先取其玺，何也？晋元帝渡江，数世无玉玺，北人始有白版天子之讥，其后永和得玺，君臣相庆。今云三国鼎立时，有假版天子之语，何也？秦以前为方寸玺，至始皇侈而大之，乃作受命玺。今云方围四寸，其为伪无疑，何也？如此等类，不可胜举，姑举其概以自志焉。

宰我欲短三年之丧，孔子谓之不仁。今王式不忍哀怆之情，率意违礼，服已绝之服，可谓观过知仁。伯鱼、子路，亲圣人之门，子路有当除不除之过，伯鱼有既除犹哭之失。以式比之，亦无所愧。励薄之义，矫枉过正，苟在于厚，恕之可也（《通典》九十四，大兴三年，淮南小中正王式，继母先嫁，有继子。后嫁式父，式父临终，继母求出，式父许有遗命。及式父亡，母制服积年，后还前继子家。及亡，与前夫合葬，式追服周。国子祭酒杜夷议，以为云云。）。

《礼》，继母嫁，从为之服，报。其犯出者无服。按式母之求去，式父之遣，并无名例。若以父母之过，非式所得言。及式奉亲尽礼，而母自求去者，过在母矣。式之追服，可谓过厚，若乃六亲有违，去就非礼。宜访之中正、宗老，非礼官所得逆裁（《通典》九十四，大兴三年，太常、曲陵公荀崧、骑都尉萧轮议云云。）。

今圣上继武皇帝，宜准汉世祖故事，不亲执觞爵（《宋书·礼志》三。太兴三年，太常华恒议。）。

彼符宗庙，宜时有定处，恒案前议，以为七代制之正也，若兄弟旁及，礼之变也，则宜为神主立室，不宜以室限神主。今有七室，而神主有十，宜当别立。臣以为圣朝已从汉制，今圣上继武帝庙之昭穆，四代而已。前太常贺循博士、傅纯等并以为惠、怀、悯三帝别立寝庙。臣以为庙当以容主为限，亦无常数。据殷祭六庙，而有二祖三宗不毁，又汉之二祖，寝庙各异，明功德之君，自当特立，若拘七室，则殷之末代，当祭祢而已，准之前议，知以七为正；不限之七室，故虽有兄弟旁及，至禘祫不越昭穆。则豫章颍川宜全七代之礼。案《周官》有先公先王之庙，今宜为京兆以上，别立三室于太庙西厢，宣皇帝得正始祖之位，惠怀二帝不替，而昭穆不阙，于礼为安（《通典》四十八。大兴三年，太常华恒议，又略见《宋书·礼志》三。）。

吾虽上继世祖，然于怀、悯皇帝皆北面称臣。今祠太庙，不亲执觞酌，而令有司行事，于情礼不安。可依礼更处（《晋·礼志上》。《宋·礼志三》）。

皇帝咨前琅邪王妃虞氏：朕祗顺昊天成命，用陟帝位。悼妃夙徂，徽音潜翳，御于家邦，靡所仪刑，阴教有亏，用伤于怀。追号制谥，先王之典。今遣使持节兼太尉万胜奉册赠皇后玺绶，祀以太牢。魂而有灵，嘉兹宠荣（《晋书·元敬虞后传》）。

王式继母，前嫁夫终，后嫁式父。式父终，持服葬讫，还前夫家。前家亦有继子，养至终，遂合葬于前夫。式为制出母周服。式辞以「父临终，母求去，父许诺」。就如其辞，必也正名，依礼为无所据。若父在，与亡臧否有命，须显七出之责，则当存时受遣，告宗庙而弃之。无缘以绝义之妻留家制服。若式父不及礼义，或以情相许，或疾在临困谬乱，听使去留自由者，此必为相要以非礼，相要以非礼，则存亡无所得从，式宜正之以礼。魏颗父命，从其治不从其乱，陈乾昔属其子尊己，殉殡二婢子。尊己以非礼不从，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善之。并以妾媵，犹正以礼，况其母乎！

礼，妇人三从。式母于夫，事生奉终，居丧以礼，非为既绝之妻。及亡制服，不为无义之妇。不绝之验，彰于制服。自云守节，非为更嫁。考行无绝于夫，离绝之断，在夫没之后。夫之既没，是其从子之日，而式以为出母比，此母以子出也。即何以子出其母，而致使存无所从以容居，没无所归以托终也？寄命于他人之门，埋尸于无名之冢。若是式父亡后，母寻没于式家，必不以为出母，明矣。许诺之命一耳，以为母于同居之时，至没于前子之门而许以为母，所处不同而以为出母。此为制离绝于二居，裁出否于义断。离绝之断，非式而谁！假使二门之子皆此母之生，母恋前子，求去求绝，非礼于后家，还反又非礼于前门，去不可去，还不可还，则为无寄之人也。式必内尽匡谏，外极防闲，不绝明矣。何至守不移于至亲，略情礼于假继乎！继母如母，圣人之教。式为国士，闺门之内犯礼违义，开辟未有，于父则无追亡之善，于母则无孝敬之道，存则去留自由，亡则合葬路人，可谓生事不以礼，死葬不以礼者也。母依前子，非为更嫁；日月远近，理有异。礼，长子不为出母服，出继母尤不应服。式，长子也，又母非所生，不应服坦然，而式乃制服，明前绝无徵，违礼莫据；内愧于心，欲以诈眩视听，托过厚以制饰。寻其事情，考之正礼，义不容恕。式母再嫁，前后俱继，何慈如此！事受之日，应有过礼之贬，出之者宜受莫大之责。式礼义之阙，发于事亲，伤孝敬之道，亏损时教，不可以居人伦铨正之任。式宜请议，即下禁止。案侍中司徒临颍公荀组，敷宣五教，实在任人，而含容违礼，曾不贬黜；扬州大中正、侍中、平望亭侯陆晔，淮南大中正、散骑侍郎胡弘等显执邦论，朝野取信，曾不能率礼正违，崇孝敬之教，并为不胜其任。请以见事免组、晔、弘官，大鸿胪削爵土，廷尉结罪（《晋书·卞壶传》，《通典》九十四，太兴三年，淮南小中正王式继母先嫁有继子，后嫁式父，式父临终，继母求去，式父许有遗命。及式父亡，母制服积年，后还前弱子家，及亡，与前夫合葬，式追服周。杜夷、江泉、荀崧、萧轮议皆恕式，御史中丞卞壶奏。）。

凡言兄弟不相入庙，既非礼文，且光武奋剑振起，不策名于孝平，务（《宋志》作「豫」。）神其事，以应九世之谶，又古不共庙，故别立焉。今上以策名而言，殊于光武之事，躬奉烝尝，于经既正，于情又安矣。太常恒欲还二府君，以全七世，峤谓是宜（《晋书·礼志》上。《宋书·礼志》三，大兴三年，骠骑长史温峤议。）。

臣闻经邦建国，教学为先，移风崇化，莫尚斯矣。古者且耕且学，三年而通一《经》，以平康之世，犹假渐渍，积以日月。自丧乱以来，十有馀年，干戈载扬，俎豆礼戢，家废讲诵，国阙庠序，率尔责试，窃以为疑。然宣下以来，涉历三载，累遇庆会，遂未一试。扬州诸郡，接近京都，惧累及君父，多不敢行。其远州边郡，掩诬朝廷，冀于不试，冒昧来赴，既到审试，遂不敢会。臣愚以不会与不行，其为阙也同。若当偏加除署，是为肃法奉宪者失分，侥幸投射者得官，颓风伤教，惧于是始。

夫王言如丝，其出如纶。临事改制，示短天下，人听有惑，臣窃惜之。愚以王命无贰，宪制宜信。去年察举，一皆策试，如不能试，可不拘到，遣归不署。又秀才虽以事策，亦汜问经义，苟所未学，实难暗通，不足复曲碎垂例，违旧造异。谓宜因其不会，徐更革制。可申明前下，崇修学校，普延五年，以展讲习，钧法齐训，示人轨则。夫信之与法，为政之纲，施之家室，犹弗可贰，况经国之典而可玩黩乎（《晋书·孔坦》传，先是以兵乱之后，务存慰悦，远方秀孝，到不策试，普皆除署。至是帝申明旧制，皆令试经？有不中科？刺史太守免官。太兴三年，秀孝多不敢行，其有到者并托疾，帝欲除署孝廉，而秀才如前制，坦奏议。）？

刘毅宜谥以申。毅忠允匪躬，赠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，斯诚圣朝考绩以著熏之美事也。案谥者行之迹，而号者功之表，今毅功德并立，而有号无谥，于义不体。窃以春秋之事求之，谥主于行，而不系爵，然汉魏相承，爵非列侯，则皆没其高行，而不加之谥。至使三事之贤臣，不如野战之将士，臣愿圣代举春秋之远制。改近代之旧服（《通典》一百四，大兴三年，有司表。）。

范宣曰：“所以知谅闇为凶庐者，案礼，葬后柱楣，楣则梁也，明葬后居庐，所以为义”。畅曰：“昔武王崩，成王立，周公摄政，明年既葬，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，以见诸侯。此天子卒哭除丧之证也。《春秋》在丧，王曰小童，公侯曰子，既葬则无此称。此除服证也”。范宣难曰：“礼，葬后饮食衣服，皆有降杀。设君臣之称，安得不异”？畅曰：“《春秋》文八年秋八月，襄王崩。九年春，毛伯来求金。《传》曰：‘不书王命，未葬也’”。范宣曰：“礼既葬王，政入于国，即君名有渐，非一朝顿除除服之义。多引益惑耳”。畅引僖王崩未再周，惠王享晋、虢失礼，以名位不同，不议丧享，而讥公侯同礼。又享有笾豆之荐，聘则陈币太庙，授玉两楹。此闻乐不乐，食旨不甘，除服证也。范宣曰：“朝聘之礼，国有丧，皆有撤损，不与平同也。《周礼·掌客》职‘宾客有丧，唯刍稍之受’，是明主人设飨是仪，有等级之品，客受刍稍，循情之事，是以往往有享文耳。且或有急尊王室，或有安卫社稷，事出无方，归于时宜，事讫反服，于礼何伤？于啐哜示仪，而信以为食旨，亦其昏矣”。畅引《春秋》僖七年闰月，惠王崩。九年夏，王使宰孔赐齐侯胙，曰“天子有事于文武”。以为王丧再周少五月，而犹事文武，明王者卒哭除丧，即位而祭庙矣，所谓蒸尝禘于庙也。宣曰：“夫祭祀之礼，有正有变。所以然者，或时有所施，不必一也。祷类祈祃，岂一道乎？武王出祔以燎，岂是常郊邪？天地犹然，况宗庙乎？礼不墓祭，而尚祭乎毕。又不于宗庙，而祀在坶室，且礼‘去祧为坛，去坛为墠’，而周公请命，告太王以下，而三坛同墠，此岂非变礼乎？当襄王之时，逼于王子带，不敢发丧，潜使告于齐。常有忧惧之色，故或为权礼于文武。告请之祀，非其常典，故云有事于文武，而不称禘袷于宗庙也。能究变正之义，始可与谈《春秋》耳（《通典》八十）”。

太元八年秋，秦苻坚举国来寇，众号百万。八月，度淮。十月，陷寿春，又陷项城，声摇京师。甲子，诏以征讨都督右冠军将军玄、辅国将军琰等帅师距之，而卫将军、征讨大都督谢公实总其事。乙亥，师及秦人战于肥水，大破之，坚脱身走。十一月庚子，诏公劳，旋师于金城，车驾遂幸金城锡燕，诏尚书亟论功封赏焉。十二月庚午，大赦天下。初，坚之来寇也，军势张甚，上下懔懔不自保。大臣老于军旅如宣穆桓太尉，亦岌然有左衽之忧。方是时，无疆艰恤实大投于公身，而公泊然泰定，若无事时。徐而内辑外禦，晋军谋帅，若画一二，于是人始有固志。盖倚之如太山，用能以八万之师，殄百万之寇，如石投毈。宁近威远，繄公之休。昔祁奚内举其子，而不闻高世之勋，萧何举宗从军，盖以杜疑间之萌，未有一举三亲而不自以为嫌，一门三帅而人不忌其泰。谈笑之下，变危即安者，公之功德莫大焉。公讳安，字安石，某郡县人。曾祖讳某，某官；祖讳某，某官；父讳裒，故太常卿。公生而颖异，年四岁时，桓宣穆见而叹曰：「此儿风神秀彻，后当不减王东海」。总角沈旷弘敏，遂有当世重名。全才毓德，器益以大。时世道屯塞，国家多故，公乐道丘壑，悠然有终焉之志。司徒府、扬州刺史再辟，朝廷以佐著作、尚书郎、琅琊王友、吏部郎四徵，皆不就。士大夫叹曰：「安石不起，当如苍生何」！久之，幡然有经世意，盖于是年馀四十矣。会大司马桓温请为司马，寻为吴兴太守，静一无所事，去而人思之。徵拜侍中，迁吏部尚书。咸安末，入受顾命，迁尚书仆射，领吏部，加后将军，总关中书事。又领扬州刺史，诏以甲仗百人入殿。上始亲万机，进中书监、骠骑将军、录尚书事。辞骠骑将军、录尚书事。顷之，加司徒、侍中、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幽州之燕国诸军事，假节。拜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建昌县公。苻坚败，进拜太保。公遂欲平一华夏，乃上疏曰：「自运遭阳九，二帝北狩，文华之区，委于豺犬，故宗庙宫室，丘墟百年。前日苻坚送死边陲，狼狈奔越，今兹哀叫请命。天其或者将以一天下，降休于国家。臣请竭驽末，帅师北征。须经置略定，臣则乞骸还东，誓毕素志」。于是诏以公为大都督扬、江、荆、司、豫、徐、兖、青、冀、幽、并、梁、益、雍、凉十五州诸军事，加黄钺，馀如故，置从事中郎二人。公辞太保、县公，诏不听。十年夏四月，公北征。戊午，上饯公于西池。八月，公遇疾，手疏请旋师，且以龙骧将军朱序进据洛阳，前锋都督谢玄屯彭、沛，伺间一举。诏遣侍中尉劳，还公京师，疾遂笃。丁酉，公薨于位，享年六十六。讣闻，上震悼，临于朝堂三日，赐东园秘器、朝服、袭衣，钱百万，布千匹，赠太傅，谥曰文靖。粤某甲子，葬公于某郡县某原，制加殊礼。又录肥水之勋，更封庐陵郡公。既窆，门生故吏若干人相与泣而言曰：「公之名德垂天下后世，如日星决不没，则是隧道之碑无刻可也」。然否则无以慰人思。惟公性体道奥，不迎不随，故出处之际，动与理会。方其栖迟东土，未始出其绪馀，而天下固已延首托命于公。及在朝廷，独以盛德远度坐镇危疑，上以弼亮一人，下以咸和万民，惟深惟几，济物成务，王者之佐，蔑以加焉。自海西公废，桓温逆节萌起。及高平因山，同轨毕至。温来赴葬，大陈兵新亭，以公与王文度朝之大臣，将杀二公，遂迁龟鼎，使召公等。文度惶骇流汗，不知所出。公既见温，神色不变，从容就席，徐语温曰：「某闻诸侯有道，守在四邻，明公何须壁后置人耶」？温茫然不能测，则大笑曰：「正自不得不尔耳」！不敢加害，王室以宁。窃尝议之，夫气足以眇天下，然后可以任天下；气足以眇一国，然后足以任一国，公起隐约，一旦处端揆，身负大器而不为重，执天下安危之几，临死生祸福之变而不慄，功全邦社而无喜色，彼其气诚足以眇之，道大故也。其视举天下措诸安，何异有力者之视一羽哉！某既掇公之大节，叙次如此，又系之以铭云。公夫人刘氏，明识贤行，为世妇则。有子曰瑶，官至琅琊王友，早卒。曰琰，为征虏将军、望蔡公。孙若干人。铭曰：

皇有重器，惟神惟几。有陧孰定？有倾孰持？必有元佐，力能负之。其力维何？非贲育获。包以洪度，镇以鸿德。手挈二枋，在所措画。释而置之，泊若无适。显允谢公，实维其人。天祚晋德，锡之大臣。公在东山，世挽莫来。幡然赴之，不迓不违。因理王度，不吾不尸。有暴如温，有寇如坚，处以谈笑，大沮以颠。覃覃镐京，延首思复。六合垂一，斯人无禄。公初北征，镇于新城。释权去位，尽室以行。须此略定，逝言东山。有岩东山，斯人所瞻。西州之门，有仡其墉。斯人永怀，有敉公功。公功匪居，惟德之馀。东山或夷，德风不渝。